敢立潮头唱大风

———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杨苗青

        杨苗青，1947年出生，中山人。1966年高中毕业后，这个意气风发的“大男孩”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成为知识青年，下乡到广东广西交界属十万大山系列的云开大山下。生活的磨砺和积淀促使他拿起笔创作戏剧、电影剧本、电视剧、诗词歌词、小说、评论。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杨苗青怀揣作家高度的责任感，作品频频展示改革开放前沿地新的人物、新的生活、新的理念，引起中国文坛的关注。与同行合作的话剧《南方的风》成为广州40年来第一部进中南海汇报演出的剧目。电影剧本《秋天的印象》、《代理市长》等被端上银幕。《代理市长》在国际获奖，并在前苏联地区广为播映。他积极参与、组织、指导创作的话剧《春秋魂》、《男儿有泪》、《情结》，粤剧《土缘》、《花月影》，舞剧《星海·黄河》，芭蕾舞剧《梅兰芳》等先后获中国戏剧“曹禺奖”、“文华奖”等多项大奖。改革开放潮涌珠江，杨苗青在电视剧领域崭露头角。电视剧本《那里并不遥远》、《中国知青部落》、《窗帘轻轻飘起》、《山那边的太阳》四部作品投拍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与此同时，先后组织广州地区艺术家创作了家喻户晓的《商界》、《外来妹》和《姐妹》，广受好评的《风生水起》、《千秋之约》、《紫荆勋章》、《塔山阻击战》等作品。他还先后参与策划、组织了第二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羊城国际粤剧节，珠江万人大合唱，九七迎回归等一系列大型演出活动。经历57个春秋的杨苗青，现在是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文联党组书记、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市人大常委，身兼数职，他依然对文学乐此不疲，游走在政坛与文坛之间。

        每当听到《外来妹》主题歌———《我不想说》这首脍炙人口的老歌，杨苗青的心中仍会荡起层层涟漪。13年前，当亿万中国老百姓早早吃过晚饭，围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看着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外来妹》的时候，作为策划、组织者之一的杨苗青并没想到，这部电视剧会在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陈小艺扮演的“打工妹”形象会深深地镌刻在人们心上。这部电视剧不但催生了当代岭南文学的新支———“打工文学”，而且激发了无数“洗脚上田”的农民工辞别故乡，汇入南下的民工潮去圆梦珠江。
        十年后，“外来妹”的故事仍在继续，一部《姐妹》再次唤起了人们对几千万农民工的命运和广东这片改革开放热土的关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作家杨苗青应邀走进广州电台录播间，回忆投身文学的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杨苗青：尽管我已经是57岁多的人了，我总觉得我还在到处张望，永远像长不成熟的苗一样，保持一种向上的心态。它不是高大的树，不是丰收的硕果，只是这绿色画面中的一点。
        穿着朴实的杨苗青，至今依然保持着谦逊、和蔼、宽容的处事风格。他认为，父母给他取名“苗青”，是希望他的生命中保持着蓬勃、旺盛的活力。
        杨苗青：我1966年高中毕业。毕业后那场“文化大革命”让我们“上山下乡”去了。我就是“文革”后最老的一届知青，到了广东、广西交界的十万大山那里割橡胶。在军队接管农场，变成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后，为活跃文化活动，兵团组建了从业余到专业的三级宣传队。我被抽调到那里当写本子的写手。
        中学时期，杨苗青就偏爱文学，在念高三的时候，他被老师宣布可以在上化学课时看《人民文学》。在宣传队，每天早上五点多，当很多人还沉浸在梦乡的时候，杨苗青已经在看《中国通史》这一类当时的禁书了。他自学完了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的教程。凭着他的勤奋、聪慧和努力，他被层层抽调到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演出队。在那里，他碰到了总政歌剧团的秦冰、董志远、李燕怡等一批文化名人，虚心求教，真诚合作。
        杨苗青：排练了《沙家浜》、《龙江颂》京剧，也演了很多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就这样，我们度过了愉快的、艰苦的三年。
        1974年，杨苗青被刚成立的广州文艺创作室发现，千方百计把他调了回来，并马上让他带领22个新学员去基层体验生活。
        杨苗青：我们去了广钢、广重、广氮、广纸、一棉厂。其中，广钢八个月，我在那里当足了八个月的炉前工；我也在棉纺厂当了三个月的纺纱工人。这些生活的积累为我后来的很多小作品的创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厚积薄发。丰富的基层实践，让他从中吸吮了充足的养料。从1976年到1984年的八年间，杨苗青和同伴一口气拿出了15部作品。1978年他与曾石龙等同事合作，创作出具有突破性意义的话剧剧本《呼啸的列车》，这是广州话剧团在“文革”后恢复演出的第一场话剧。但是，历史和政治与他开了一个玩笑———
       杨苗青：当时是写打倒“四人帮”的。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给铁道部有关的人员把它否定了。立起来了，又不让演出。那么，我们又掉过头去写电视剧。1979年，我和欧伟雄、姚柱林合作写出广州市第一部电视剧《那里并不遥远》，写1949年底“两航起义”，从香港回来的飞行员的命运和生活。当时受到很大关注，也获了奖。粤剧《关汉卿》、《搜书院》的作者，老前辈杨子静老师今年90多岁了，他当时说：“好啊！广州的作者也能写电视剧了。”他用了一句夸奖的话———一雷天下知。这说明当时很少电视剧，“我写剧一千人看，你们的电视剧一播出来，天下知。”我们受到极大鼓舞。
        成功的喜悦和创作的激情犹如喷发的岩浆，在他的心中奔涌。很快，他又以暨南大学的侨生暑期骑自行车到北京的所见所闻为背景，创作电影剧本《秋天的印象》，力图揭示中华民族礼仪之邦人与人之间美好的关系。欧伟雄、杨苗青、姚柱林他们三人被广州文坛称之为继陈志强、蔡衍棻、吴建邦之后的“新三剑客”。
        杨苗青：我当时在写的时候，郑秋枫老师正在写另外一部电影的音乐。我们同住在珠影的创作小楼。那段时间我们很苦，每天熬到半夜。各位厂长的意见又不统一，但是这个主题又很好。特别从华侨的眼里看到我们人与人之间和睦的关系像秋天一样清澈，那么一种感觉。太好了，所以珠影给了我们“最优秀的剧本”这么一个评估。这是当年稿费最高的一个剧本———1400块！我们三个人拿到这个荣誉高兴得不得了。后来，刘威、宋佳从电影学院出来第一部就拍我们这部电影。现在刘威见到我都说：对不起，当时没有经验，没拍好。他们谦虚了。但是，那是一段愉快的经历。
        如果说打倒“四人帮”迎来了文艺解放的春天，那么改革开放则让杨苗青走进了收获的金秋。80年代初，广东的改革风起云涌，各种观念、思潮在这里聚汇、交融。杨苗青敏锐地意识到，当代作家必须及时调整方向，以国家兴衰为己任。
        杨苗青：这个时候，改革开放受到非议，“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广东面临这种“指责”。我们作为作者，中青年作者，我们义不容辞要为广东、要为广州说话。于是，我们就写了《南方的风》，以白云山制药厂的改革为背景；接着，又写了《代理市长》，都是为广东说话。
        然而，当时为改革说话是要付出代价的。追溯那段历史，杨苗青称之为是参与了广东文坛的一次“破冰之旅”。
        杨苗青：《代理市长》第一个镜头就是“集资建桥”。我们认为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一条金桥。以前不是喜欢说“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吗？当时收费，有一些老人很生气：“我革命一辈子，为什么要留下买路钱呢？”他不知道利用这个市场去运作。现在看来很可笑。但当年是很沉重的事。甚至有人说广东在搞“资本主义”。“广东除了国旗是红的，其他都变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把笔锋转去写改革开放的成功。《南方的风》作为广州话剧40年来第一个进中南海汇报演出的剧目，杨尚昆同志当时出来接见了剧组人员，我们受到了极大的鞭策。
        电影《代理市长》同样在京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同时也遭到了非议，中央有关部门把它停演了。著名演员杨在葆斗胆上书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胡耀邦同志看了作品和信后给予充分肯定，解放了这部作品。作者们更是得到了省委、市委领导的肯定。任仲夷、林若、谢非、吴南生等省委领导集体观看了《代理市长》，市委领导许世杰、朱森林、王宗春等亲自在新华电影院嘉奖这批广东文坛的改革先锋，每人提升一级工资。《代理市长》在法国电影节获“华人电影二等奖”，后来还在前苏联电视台向全国播放，作为来自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教材，广受好评。
        杨苗青并未停滞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他积极探寻文学新路的脚步。在逐步走上文化和宣传部门领导岗位的同时，随着广东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杨苗青手中的笔也在探寻更能表现这片热土变化之魂的东西。90年代初，他参与策划、创作和讨论的电视剧《商界》在全国打响。
        杨苗青：《商界》它说明一个道理：有集体的、国营的、个体的公司，无论你是哪一种公司，市场经济这一只巨手都在摆弄着你，你难以逃脱这只巨手。第一次把市场经济的规律作为正面的东西去展示。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开始组织创作电视剧《外来妹》。
        作为一部生活片，《外来妹》主要描述了六个从穷山沟赵家坳到广东打工的女性的命运。《外来妹》的成功之处在于，她不仅展示了改革开放给“珠三角”带来的经济腾飞，更通过一群打工妹的故事，讲述了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与改变。谈起创作过程，杨苗青说———
        杨苗青：不但作者深入，连演员都去。他们就到东莞，住在外来工的宿舍里。哇，那个臭啊，那个不适应啊，那个文化差距啊，经济的差距啊，心态的差距啊。没有这种体验，陈小艺就不是赵小云，她就演不出这个味。
        1991年春节前，成立三年的广州电视台借用一个传呼机台的发射塔播放《外来妹》，然而，广州城却没有太大的反响。墙里开花墙外香。两个月后，作为春节后的第一部电视剧，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外来妹》，一时间，《外来妹》的主题歌和插曲唱遍全国，“外来妹”成为一个和广东改革开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词汇，并在全国叫响。1992年，小平南行。这一年，《外来妹》更在全国热播。可以说，正是改革的时代成就了这部电视剧的感染力。
        而北京传来的一个消息更是让杨苗青兴奋不已———中央电视台的收视率统计，当时全国有3亿多人观看《外来妹》，突破了在它以前的所有电视剧的收视人数。十年后再度回首往事，杨苗青说《外来妹》是我们广州电视台的骄傲。
        杨苗青：我们的生活就走在全国前面。当我们把我们的生活原原本本地拿出来，在全国就是一种示范。人家想看我们改革开放的路怎么走，就看广东的书、广东的作品。当时之所以那么多人看我们的东西，是因为我们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们的改革迈着最大的步伐，人民得到最多的利益。像《外来妹》的第二部是《姐妹》。第一部是她“打工”，第二部她已经当老板了；将来还可能有第三部———洗脚上田的中国农民已经在海外发展了。
        此后，杨苗青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更多地尝试用深邃的思想和前瞻性的目光，挖掘改革大潮突起的变革时代社会发展的脉络和普通人的命运变迁。从挤压睡眠时间与吴启泰同志合作改编的电视剧本《中国知青部落》，到组织、指导创作直面揭示中国教师问题的《千秋之约》，以香港回归为背景、中资机构在香港发展的《紫荆勋章》，一部部作品洋溢着时代的特点，散发着人性的光芒，体现了飞扬的生命精神。
        在文学的森林中不停地采撷奇珍异宝，杨苗青对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吸引人才出精品的道理领会更深。
        杨苗青：为什么名人一出来很多人看，名人不在没人看。名人一写就是好作品。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精品，就没有人才；没有人才，就没有精品。因此，别的都是空的。丘吉尔说，你拿英伦三岛那么大的地方跟我换莎士比亚我也不换，他是我们英国的招牌。莎翁37个剧本震撼全世界，千古流芳。这是文化名人的作用，我们首先要尊重人才。
        从作家走上广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文联党组书记、省作协副主席、市人大常委的岗位，身兼数职的杨苗青自知担子不轻。但是，他却时时被心中勾绘的蓝图激动着，这就是他目前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直接指挥下，努力奔忙的“三件事”：一是扎扎实实推进《粤剧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他说，京剧有大辞典，昆曲有大辞典，我们粤剧不能没有。二是为早日在广州建成一批一流的文化设施———新图书馆、博物馆、歌剧院和少年宫鼓与呼。三是努力抓一批文艺精品。他说，广州从未获文华大奖。这次广东歌舞剧院的《风雨红棉》进京演出，“高中状元！”广州更要努力。谈笑中，他无时不渴望着广州能营造出容纳百川的文化海洋。
       杨苗青：什么时候广州的所有剧场要提前一年买票，什么时候全世界的名剧、名戏、名电影、名电视剧愿意来广州演出、播放，什么时候“文化强市”就名副其实了。
        岁月如斯，往事并不如烟。作别之时，他略显激动而真诚地说，如果还能年轻，我愿回到从前。
        杨苗青：人生是一种积累。我很努力接受新生代的信息和各方面的艺术，但毕竟老了。这种老虽不是米寿之年，但它毕竟是跟我年轻时不一样了。就等于年轻时看一首诗过目不忘，现在看十遍还背不下来一样。所以，我建议年轻人要珍惜年轻。
        年轻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