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一种快乐

———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吕雷

        吕雷，国家一级作家，广东省作协副主席，著有《火红的云霞》、《阴晴圆缺》和《大江沉重》等小说。其中，同赵洪合著的新作《大江沉重》是一部近年来广东少有的反映珠江三角洲边缘落后地区经济改革的力作。这本书受到普遍的赞誉，成为吕雷所倡导的广味小说的重要代表作品。
        在采访中得知，吕雷先生1947年出生于重庆。父亲是一位党的地下工作者，由于党组织受到破坏，1948年父亲带着一岁的吕雷紧急撤退到了香港，1950年回到解放之后的广州生活，直到现在。可以说，吕雷先生是一位喝着珠江水长大的广东本土作家。

        记者：吕老师，我们都知道，作为一名作家，是要用标准的汉语进行写作的，您是一个生活在粤语文化圈里的一个土生土长的广东人，您觉得这是您的优势还是劣势呢？
        吕雷：既是优势也是劣势，因为我写作必须以规范的汉语进行写作，但是很多标准的广东话不能作为规范的书面文字进行写作。我们广东先前亦有很多老前辈作家也曾经历过这一创作的过程。比如欧阳山、陈残云，他们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们若直接用广东话进行写作是不被接受的，北方的读者看不懂，只能是粤语地区，粤语地区很有限。所以，就像香港的那些白话报纸，它的寿命都不长，发行量也很小。现在我的写作办法是这样，用广东话思维，再用普通话验证，最后写成文字时必须令北方的读者也能看懂。所以要用比较规范的语言，但也要带有广东的风味。这种小说语言我认为是比较有张力的。
        不久之前，吕雷先生和赵洪先生合作完成了长篇小说《大江沉重》，这是一部反映珠江三角洲相对落后地区经济改革的力作。我们都知道，作品是来源于生活的，比如，当年轰动一时的小说《商界》，作者钱石昌、欧伟雄都有下海经商的经历，我们了解到吕雷先生在着手写这部《大江沉重》之前也有两年多的时间去了茂名的基层挂职，体验生活。
        记者：在您的《大江沉重》小说里面，我们了解到很多以前所不知道的、官场上的游戏规则，我们才知道原来地方官是如此工作的。我们想知道，能够写这部小说是否与您两年多在地方挂职的经历有关呢？
        吕雷：应该是有关系的。因为我在挂职的地方担任市委副秘书长。本来我是一名从工厂走出来的工人作家，原来一直都是在工厂，上山下乡，在工厂。对于党政机关里面是如何运作的，我只是在书本上知道一些，只是一些很肤浅的认识，但挂职以后，我便知道了会是怎样开的，书记是如何主持会议的，里面人事方面的决定、重大决策是怎样形成的，起码要知道这些具体的东西，不然你根本不可能构思一部这样的小说。所以我觉得，凡是写重大题材的作家，挂职是一道很重要的工序。深入基层体验生活，这也是我们广东作家的一个比较好的传统。比如像我们老一辈的作家欧阳山，在延安的时候就曾挂职。而陈残云同志，20世纪50年代在东莞挂职县委副书记，所以后来写出《乡飘四季》这部风行全国的小说。凡是重大题材，厚重一点的小说，都是需要作家不断亲身去体验、去经历。
        刚才吕雷先生也提到，写一部小说是要挂职生活两年多的时间，并且还要调动到十几年的生活积累，那就要提到写作的成本问题了，毕竟两年多的时间是一个很大的成本投入。那么我们想知道，作为作家的吕雷先生写小说有没有经济的压力呢？如果没有，他写作的动力又从哪来呢？ 
       吕雷：搞文学创作完全没有功利的目的，这是不真实的，是骗人的。搞文学创作肯定会受一些功利的目的驱使。但是完全是为了功利的目的，我也不认为是这样。就现在来说，搞文学创作的人为何越来越少，就是因为能够达到他原来设想的功利的目标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所以才导致搞文学创作的人会越来越少。就像80年代初，当时的形势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凡是青年都想做作家，所以当时的文学月刊、文学方面的书籍卖得很快，发行量也很大。而现在的发行量越来越小，证明文学的那种直接的功利是得不偿失的。比如小说《大江沉重》是我和赵洪两个人合作的，两个人写了两年半时间，60多万字，所得的稿费到现在还没拿到。稿费算是比较微薄的。如果单是为了稿费而去写作，我认为就不值得花两年半的时间去做，而且还要调动我几乎一生的生活经验。但是我认为写作是一种快乐，是一种将自己人生体验融入对人的生存状态的表现里面，我觉得就是一种快乐。
        记者：吕老师，您刚才说到，一部花两年多写成的小说所得到的稿费是非常微薄的。这令我想到一个作家的生存问题，那是否就意味着一个作家必须有另外一种职业才可以支撑他的写作生涯呢？现在广东的作家，包括全国的作家都是由国家供养的，都是由国家发放工资支持其写作的。但从今年开始，省作协将有一项改革措施，就是从今以后，作协只是养选题而不养作家了。那作为一名作协的领导，您又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呢？还有我们以后会有一个怎样的创作机制呢？
        吕雷：我刚从印度回来，看过印度大文学家、诺贝尔奖金的得主泰戈尔的故居。泰戈尔的故居是一个大庄园，如果按照中国的讲法他是一个大地主。他买了近2000公顷(2000万平方米)的土地，他的庄园非常大，屋子也有很多间，五六间的别墅，衣食无忧的生存状态，他才有时间去思考，去沉思默想，才可以产生他获得诺贝尔奖的伟大诗篇。但很少作家是这样子的，大多数作家是文穷而后攻，越是穷困时才有作品出，如果给他富裕的生活他就去享受生活了，他就不会写作了。而我认为对大多数作家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温饱问题，然后才有时间、有精力去从事精神的活动。这是一句马克思说过的话。那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现在要进行改革，原来是作家协会把作家养起来，发工资。但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发现有部分作家，不是全部，是一部分的作家越养越懒，慢慢地他就不写了或是写很少，就像应付差事那样，这样行不通。那么就用一种办法，用选题的办法。我认定一个选题，国家用资金去支持某一个选题的创作，作家就去选定一个选题，然后收取一定的经济支持。而这种办法亦不失为一种改革中的办法，最后是否是最好的，这还有待于时间与实践的证明。
        记者：实践是证明了由国家去养一个作家是不利于创作的。那如果改为养选题的做法会不会亦会引起一些人的忧虑，就是主题先行呢？
        吕雷：刚才你提出的这一问题，将文学领导者的重要性突现出来了。组织、领导这项工作的人，他必须要从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的需求出发，不是从某一个题目来出发，他必须要编织好。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百花齐放，各种题材、各种选题都要有，不能偏重、单纯地强调某一个方面。一定要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一口号在选题上要落实，否则的话很容易走偏，就变成像“文革”那样，就是所谓的工农兵和人民，其他的全部不要。花鸟虫鱼，群众那些喜闻乐见的民间的情趣性的东西全部不要，那不行。一定要在选题上体现百花齐放这一方针，然后才能避免主题先行。
        记者：那么我们祝愿您能够写出越来越多受大众欢迎的作品。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吕雷：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