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不开的 “雅马哈” 情结

———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章以武

        章以武，男，1937年生于浙江宁海。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1961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历任广州师范学院（现广州大学桂花岗校区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市作家协会主席。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南国有佳人》，中短篇小说集《应召女郎之泪》、《章以武自选集》，电视连续剧剧本《南国有佳人》（已录制播出）等。电影文学剧本《“雅马哈”鱼档》（已拍摄发行）获1985年文化部优秀电影二等奖。

        一部电影，可以像一首优美的田园诗，也可以像一首抒情的小夜曲，有的像史诗，有的像撼人心魄的正气歌。然而《“雅马哈”鱼档》这部片子不是正气歌，也不是小夜曲，而是一幅犹如《清明上河图》一般的广州当代市井风情画。在这幅画卷中，观众能够嗅得出南国的独特芳香，能够听得到跳动的、奔腾向前的时代脉搏，能够摸得着每一个神态各异的脸庞。
        章以武：在1983年的时候，当时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先行点，可以说最早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广州和深圳开始的，当时广州的市场经济主要表现在个体经济，也就是民营经济。当时广州的个体经济开始蓬勃地发展，街上开始有什么呢？卖烧鹅的、卖鱼的、卖T恤的、卖伞的、卖袜子的和卖鞋的，等等。在这么多的个体经济当中，最让我印象深的就是卖鱼的。第一个，鱼很鲜活，很好看。最根本的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全国来讲我们吃鱼是凭鱼票的，一个月一个人就是那么一斤鱼，很可怜的。买的是咸水鱼啊，“剥皮牛”啊那些。那么现在一下子开放了，随便可以买到鱼，你想想这是多么的兴奋啊！广州人，特别是沿海一带的人，鱼，可以说是家庭生活中一个非常主要的东西。 
        任何成功的文学作品都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雅马哈”鱼档》也不例外，它的主人公阿龙、葵妹均有现实原型。章以武老师透露，阿龙的原型其实是他自己的一个学生。 
        章以武：有一天，我在街上，有一个年轻人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这就是原型了。这是我的学生，中学时代的一个学生，因为我在中学教过书。他跑来，叫了一声：“章老师！”我回头一看，认识。这个小子长得獐头鼠目，小个子，典型的广东孩子，其貌不扬。我做过他们这个班的班主任。他说，章老师啊，我请你去东方宾馆喝茶。我说东方宾馆我还没去过。当时这可是最高级的地方啊！我就说不去了吧，很贵的。他说没事！我说你现在干吗呢？他就说去了边喝边聊慢慢谈。于是就到了东方宾馆，一边喝茶一边聊。聊的核心是什么呢？他就告诉我说章老师啊，我现在活得像个人样了。怎么了呢？他又说，他当时成绩不好，也进不了什么重点中学，就开始做一些小生意，补鞋啦，修单车啦，就是这么猫在街边，也不能算什么摊档，就是瞎混，吃了不少苦。然后就是贩卖一些T恤啊，伞啊，也弄一些鱼卖一下。他说他就是卖了鱼以后就活得像个人样了，收入也不少，一个月三几百块没有问题，小意思。哦，这就不得了啦，当时我们的工资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好像是八十几块钱吧。所以他才敢说现在活得像个人样（笑）。这个给我很大的触动，后来他又讲了一句话，使我很震撼。他说章老师，我现在一般都是骑摩托车，如果不方便的时候我也不坐公共汽车。我说你怎么那么阔气啊，不坐公共汽车。他说我这个人长得獐头鼠目的，而且以前他的手脚也不太干净，有点小偷小摸，派出所里头也待过一两个晚上。当然现在早已是改邪归正了，但是他说他如果一坐公共汽车的话，当时公共汽车上有很多扒手，很厉害，人家首先会怀疑他。他觉得他现在已经是人模人样的了，用广州话来说这么被怀疑那很“不抵”啊！所以他一般也就不坐公共汽车。我就感觉到这个人变了，他已经是发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这个价值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卖鱼。通过劳动，正正当当做人，赚钱。这就是说国家改革开放以后，个体经济也随之开放，政策好了。有了这么一个平台，使我们许许多多的年轻人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这就是一个原型。当然，作为文学创作来讲，光靠这么一点细节是不够的，但是这个事情触动了我，使我更多地去观察个体户的事情。还有一次，我在百灵路买鱼，一个鱼档的小老板跟我说，他用广州话讲得很生动，普通话大概意思就是说你别看我这个装钱的小木箱子，谁敢抢我这个木箱子，谁敢打劫我这个木箱子，谁就要蹲班房。很自豪啊，是啊！个体户现在已经是受国家保护的了。谁要是敢干涉他们正当的生意，那就是违法啊！那个小老板那种自信、自豪的神情也给了我很大的触动。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一次去美术学院拜访一位朋友，那个时候美院的门口是一个自由市场。当时是冬天，我就发现一个卖鱼的女孩，穿的是牛仔裤，长筒的水靴，上身是一件白色的、很漂亮的高领毛衣，系一个围兜，很漂亮，很醒目啊！我当时就想，这个卖鱼的把衣服搞脏了怎么办？穿得那么好的衣服来卖鱼。女孩子真的是爱漂亮，而且青春焕发。这个就是后来的“葵妹”的形象，我刚才前面讲的那个小偷小摸的小子是“阿龙”的形象。
        20世纪８０年代，国内文艺界还徘徊在“伤痕文学”的阴冷岁月当中，那个时候的文学作品几乎清一色地用“回眸”的泪光来审度和制造悲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批从正面反映社会生活以及经济发展的文学作品悄然涌现，短篇小说《“雅马哈”鱼档》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小说的作者章以武向我们回忆20年前作品发表时的坎坷。
        章以武：我当时就写了一篇8000字的小说，投到了《羊城晚报》。当时《羊城晚报·花地》主编肖笛是个老同志，老编辑，非常好。他就叫我去《羊城晚报》谈这篇稿件，当时《羊城晚报》一共只有四版，肖编辑说《花地》整个副刊也就只有8000字，那就是如果要全发的话整个版都要给我，8000字发表就不太可能。我就说那你全文发表嘛！肖老当时就说你是陈残云啊？你是欧阳山啊？怎么可以全文发表你的文章啊？我一想，他说得也对，那怎么办呢？当时就限我3000字，多一个字都不行。你想想，这8000字的文章砍到3000字就只剩下骨头了，细节都没了嘛！就没有可读性了。就让我回去考虑考虑，如果同意减到3000字就可以发。但是当时肖老就提出来一个观点，说我这篇文章很新，很有生活气息，而且也很有时代气息，很有“广味”。他觉得这是一个新生事物，文章是不错的，就是长了，只能3000字。我当时就不肯删，说要回家考虑考虑。这件事就耽搁在那里。过了大概一个礼拜吧，我就收到《羊城晚报》的一封信，是肖老给我写的，12张纸。他提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第一是肯定这篇小说，第二，认为我提的意见是对的。8000字砍到3000字确实不行，他建议，干脆你改成一篇中篇小说，后来我就和我的学生黄锦鸿一起把它改成中篇小说———《“雅马哈”鱼档》，投给了《花城》。《花城》是当时的“四大名旦”之一，很著名的杂志。他们很喜欢，马上登了，登了以后就得了奖———首届花城文学奖。然后珠影又发现了，当时发现这篇文章的是珠影厂副厂长王进，也就是《情满珠江》的导演。当时他是文学部的主任。发现以后好多导演都喜欢，特别是张良，很喜欢。后来就是张良拿去了，以后我们就去珠影住了一个月，把它改成电影剧本。很快，改完以后就没什么啰嗦的。但是当时就有一个小插曲，就有人提出来，名字不要叫《“雅马哈”鱼档》，怪怪的。我个性也很强，我说妙就妙在《“雅马哈”鱼档》这个名字，为什么呢？用“雅马哈”摩托车来运鱼这是一个新生事物。以前卖鱼，没有用摩托车来运鱼的，都是扁担挑的，或者是三轮的“鸡公车”，“雅马哈”这么一个先进的交通工具来运鱼这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特色。后来他们觉得我的意见也对。后来就是张良导演，这个导演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很有创新精神的，他就用了群众演员，这是冒很大的险的。珠珠啊，海仔啊这些都是群众演员，演出了他们的本色。珠珠是佛山的新华商场售货员，海仔是高第街个体户，卖五金的。
       “诚信做人，光彩赚钱”，这是作者要反映的思想核心，这种思想正是广东人之所以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独占鳌头的思想根源之一，这一信条至今依然适用。
        章以武：这个《“雅马哈”鱼档》的主题是什么呢？当时我们就是这样确定的：诚信做人，光彩赚钱。从今天来看这个主题还是没有过时，诚信做人，就是说你做生意做买卖要讲究诚信，光彩赚钱就是说你赚钱要赚得光彩，不要偷鸡摸狗。我们就是宣传这个东西，那么这个作品为什么这么有生命力呢？它妙就妙在这个地方，并不是说我章以武思想觉悟很高，当时就超前，也看到了这个，没有。我当时看得到的就仅仅是个新生事物，好事情，所以这部电影今天来看它依然有生命力，这可以说是出乎作者意料之外的，有这么巨大的影响，在当时来讲不是这样子的。有人觉得是个新的题材，好！但是也有人说，这是一个讲钱的作品。在有些人的眼里面，钱是万恶之源，在《“雅马哈”鱼档》里到处说的是赚钱，有歌舞厅、音乐茶座、舞厅、卡拉OK，还讲吃讲喝讲玩，那还了得？？所以当时有个内地省级领导看完以后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修正主义作品。但是更多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好作品。所以在北京大学放映的时候，那是晚上七点钟放到天亮。北大的学生开座谈会的时候就讲：“广州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就热爱这样的生活！”这样和谐、这样自由的生活谁不向往？可以自由地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
       《“雅马哈”鱼档》作为一部精彩的故事片，很好地体现了广州市井的生活节点，同时也在暗线中匿藏了与“文凭和酒瓶”相关的哲学思想，它来得实实在在，没有半点的虚伪。现代城市其实并不缺乏虚伪的脸孔，所有的光影琉璃仿佛都在记录着一张一张被压制出来的笑脸，无论是苦还是甜。
        章以武：老百姓看这部影片很容易产生共鸣，感动很深。为什么呢？因为鱼是家里天天都要碰到的东西，表面上看，哎呀，吃条鱼有什么了不起啊？大事情啊！用今天的理论高度来讲这是以人为本啊！政府好啊！解决了这么一个大问题，这部电影反映的，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小小鱼档的故事，表现了整个广州人这种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生活。比如说，茶楼的繁荣，友谊商店，还有区庄的立交桥。今天来看觉得没什么，但是当时来讲不得了啦！人们生活得那么祥和，那么开心，它把这个表现出来了。还有新的广州人的人际关系，让阿龙他们走向新的生活。街道，公安，其他的卖鱼的，像葵妹他们———先进的个体户代表。所以观众看了以后很亲切，很真实。里头没什么说教的，没有板起脸孔来说一大套道理的，这就是一个平民的故事。
        岭南文化是综合的社会文化，它渗透在广东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创造主体是“粤军”。《“雅马哈”鱼档》的主创作成员有的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但他们早已融进了广州的社会生活中。热爱广州生活、熟悉广州生活，《“雅马哈”鱼档》才有了广州的灵气。这虽然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却又是一个永恒的真理。在采访的最后，章老师深有感触地说，《“雅马哈”鱼档》，它天生属于广州。
        记者：如果这个剧本给北方的电影厂拍摄，会有同样的成功吗？
        章以武：不行，绝对不行，因为他不了解广州。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生活，没有体验。当时在电影上映之后，北京主流的文艺批评还给这部电影下了定义———“讲卖鱼的小儿科”（笑）。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剧本如果交给其他导演还不一定能成功，幸好由张良来导演，因为只有他能拍得出“广味”。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电影可以说是忠实于原著，忠实于广州人的生活状态。当时我就觉得一个新事物，写吧，写个短篇吧，假如当时《羊城晚报》给我8000字登了也就没有《“雅马哈”鱼档》，（笑）这些都是机缘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