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 问 岭 南

———访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黄树森

         黄树森，1935年生，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 
         翻阅黄树森的代表作《手记·叩问》，一位深情关注岭南文化发展的老人形象浮现在眼前。这位年近七十的文化界奇人在广东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始终站在文艺批评潮流最前沿。他是中国批判“文艺黑线”论、为“香港电视”辩护、为“恭喜发财”张目、引进白先勇小说和新派武侠小说的“第一人”。他提出了“经济文化时代”、“叩问岭南就是叩问中国当下新文化”、“珠江大文化圈”等理论主张。他鞭辟入里的“大叩小鸣”，向世人展现了岭南这块热土“从初始到清啼，从混沌到兴旺”的历史画卷。
         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战线还处在“文革”的阴影中。1978年12月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一个星期后，广东文学界率先召开座谈会，在老一辈评论家萧殷同志的策划下，黄树森执笔为《南方日报》撰写特约评论员文章：《砸烂“文艺黑线”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写作》。这是全国最早向文艺黑线论开火的重炮，它拉开了广东文艺思想解放的序幕。

         黄树森：当时广东省准备召开文艺座谈会，这里要提到一个人物———吴南生，当时的省委书记，他很支持恢复各个文艺协会的活动，要对原来“文革”里受批判的《三家巷》、秦牧的《艺海拾贝》平反。当时压在文艺工作者头上的就是文艺黑线论，认为中国文艺给一条黑线专政了。文艺界的思想解放不推倒这个东西就没办法进行。这个会议召开的时候，最权威的理论家夏衍、林默涵、张光年、周扬，就是“四人帮”所说的四条汉子里的主要人物也南下，在这里发表很多看法，加上省委有这么一个动作，萧殷提出要搞这样一篇文章。所以，在这里引爆这个东西。
         记者：这也看得出广东80年初在思想开放方面走得比较前。
         黄树森：当时“四人帮”倒台后，广东从它的位置上来说有得天独厚之处，这里是东西南北文化结合部，从近代史开始，它一直是产生新的思想、新的文明的地方，正如广东人爱“饮头啖汤”，这里处于一种思想文化最先开放的环境。文章的出台，对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相当于把大山搬掉了。 
         经历过“文革”的人，对那段历史总有抹之不去的深刻记忆。在极左的年代，黄树森也曾经是“左”的阵营里的一员猛将，相当多的文字为奉命行事、鸣鞭示警之作。他这样描述过那时的自己：“虽是受命之作，有着江湖庸医吞错自配假药的苦衷，也有‘大任于斯’的年少春风得意和为‘左’记云翳所遮的悲凉。”对历史的错误是回避还是正视？黄树森选择了勇敢地承担，他从心灵和思想上“寻求蜕变”，来“弥合痛苦伤痕”。
         黄树森：在“文革”时期，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也打上了“文革”的烙印，对很多问题很“左”。那时候我处于一种年轻状态，有一种少年得志、春风得意的心态———我的东西能够被领导赏识。“文革”以后觉得自己需要从“左”的营垒里走出来，需要对自身做一种忏悔、反思，原来的路到底是怎么样的？从个人来思考，我已经40多岁了，还没有一种在学术上、思维上或者是才能上的觉醒，那么后面的日子是很可悲的。
         记者：但人要否定自己是很难的。 
         黄树森：我那时候也写过一些文章，跟当时的社会思潮很吻合，甚至还走得更前一步。比如你要讲到70分，我为了张扬个性，可以把它写到80分。后来回头看，确实是要对自己清理历史的债务。毕业以后，我为社会做了什么？为国家民族做了什么？我这种发展是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呢？我那时候对自己有一个否定过程，因为“文革”以后还在干校里关了一年多的时间。
         记者：为什么会去了干校呢？
         黄树森：因为当时“文革”里搞了很多冤假错案，我在军管的时候抽回来广州，因为牵涉到“文革”时错综复杂的事情，所以把我弄回干校，说是回去学习、回炉，实际上回去后就给关起来，后来又莫名其妙地把我放了，没有审查，白白地在干校呆了一两年。
         记者：是否这一两年的经历年对您思想的触动很大呢？
         黄树森：它对人生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挫折。我一直都比较顺利，突然有这样的事情，自己也联系到人生、社会的发展，作了一些思考。我这个人性格属于比较自由、开放的，但在当时的工作环境、社会环境下，这样一种个人的东西属于被压抑的状态，不能伸张的。我到政府部门工作的第二天就被批评。“文革”后，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当时社会的发展给我思想上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因而导致对个人思维的一种改变、对过去的一种背叛———原来外面的世界是这样，同时也引发了自己对文化、社会的看法。
         说到这段经历，老人眼里泛起了泪光。人生到不惑之年，却要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一次彻底的否定，这是何等痛苦的事情。然而，只有穿过“从心灵封闭到心灵放牧的历史隧道”，凤凰才有了涅槃后的重生。
         1980年前后，中国刚刚打开国门，长期的封闭与禁锢，使许多人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那时候，黄树森经常与一帮朋友跑到深圳，透过深圳这个窗口了解外面的世界。外面的新鲜事物对他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令他逐渐完成了思想上的蜕变，得以洞察社会发展的脉络。
         黄树森：“文革”过后，我们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社会多元化了，每个人的才能、个性可以得到舒张。环境给了我们一种催化剂，原来性格里面、人生追求里面的东西被激活了，变成了一种社会热情、文化热情、理论热情。这是当时的环境带给我的。如我们到深圳看戏、玩、购物，当时，这些东西相当于是人对生活的一种希望。通过它，我们获得了很多完全不知道的外界信息。有一次看电视，屏幕出现一个现在司空见惯的袒胸广告，当时有人就站起来从屏幕垂直往下看，我们还开玩笑说，下面的裙子可能会飘起来，你应该从下面往上看。那时我们对很多东西都感到很新奇，回来的时候买花生酱、嘉顿饼干、玻璃丝袜、太空褛，这些都是那时候的时代潮流象征，好像拥有这些东西就拥有了时代的潮流、现代的文明。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那时候，不少广州人在自家的天台偷偷安装了“鱼骨天线”，收看香港电视。为了对付香港电视“入侵”，消防车经常要高空作业，为拆除“鱼骨天线”而疲于奔命。香港电视能不能收看？对今天的人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在那时候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羊城晚报》发表了一篇《香港电视及其他》的言论，认为香港电视是一种心灵的癌症，正污染着我们的社会风气，要坚决禁止。而黄树森在晚报上以《香港电视是非谈》来回应道：“香港电视中，虽有糟粕莠草，但也不乏健康、严肃乃至优秀之作。对于人类文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应该采取分析、区别、批判、为我所用的政策，而不能采取仇视、恐惧、禁绝的政策。”文章发表后，黄树森被领导找去谈话，而老百姓对此却拍手称快。
         黄树森：我们评论界的20多人在萧殷同志带队下，到深圳参观，晚报已经有这样的文章，认为要对香港电视采取禁绝收看的办法。当时我们看了电视还一起议论，觉得没有什么，挺好的，新闻等也挺正派的，晚上还播广东粤剧院的粤剧，怎么说这个电视就是洪水猛兽，不能收看？大家起哄：黄树森，你写一篇文章来跟他论战。实际上我们20多人一起去到深圳也受到外来文化、香港文化或者是现代文明的一种熏陶和感染，这样才形成了一场论战。
         20世纪80年代初的广东，各种新旧观念交锋甚为激烈。黄树森在报纸上公开与极左思想辩论，“能不能看香港电视？能不能说恭喜发财？”1979年在他主编的《作品》杂志上，他率先引进白先勇小说《思旧赋》；1981年《南风》杂志创刊，他向香港新派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索稿，刊登其小说《白发魔女传》，一时洛阳纸贵。这些对中国老百姓娱乐生活影响甚大的事情，在当时都要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但黄树森在广州文化界有个外号，被称为“咬破小孔的奇人”，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所写的这些文章，就如被困的蚕蛹咬破一个个小孔，“以期获得新鲜的空气和明艳的日照”。咬破需要勇气，但咬破之后，我们看到了广东文化的新气象。
         黄树森：这些在今天看来都非常简单的事情，但在当时每走一步都有很大的障碍，都要经过激烈的交锋。歌星唱歌能否拿咪(麦克风)？这也纠缠不清，也是要争论，甚至要领导出面。后来是当时的省委书记任仲夷说，歌星唱歌为什么不能拿咪，不拿咪怎么能传播人的声音，这个争论才结束。武侠小说进来，言情小说进来，每一步都是这样艰难。但我们把缺口打开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视野越来越拓宽。我们是一步一步地积累，一步一步地踏过来，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黄树森20岁来广州求学，一直以来都深受岭南文化的滋润，深情关注这片土地发展的方方面面。1992年邓小平南行，广东在经济上再次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与此同时，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大量涌入广州。当时的“文化精英”对通俗文化不感兴趣，“南方无文化”、“广东文化沙漠化”等思潮曾一度影响了国内的学术界。广东真的没文化吗？在黄树森眼里，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是相辅相成的。广东的文化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呢？他开始对改革开放后的岭南新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研究探讨。1995年，在黄树森的主持下，《叩问岭南》大型书链面世。 
         黄树森：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是世界潮流，特别是我们要搞市场经济，这种文化是不可逆转，也是一种经济文化现象。这等于说玻璃丝袜，女王能穿，女工也能穿，大众需要消费的文化，消费文化跟经济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市场经济的大潮，流行文化对我们原来的文化冲击非常大，所以在议论中对这种文化现象很恐惧、很排斥，对这种文化最活跃的领地诸多非议。实际上发展到现在，很多精英文化也不能漠视大众文化、时尚文化带来的冲击。
         大众文化的兴起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个重要文艺现象。黄树森在《叩问岭南》的书序中大胆地提出，“叩问岭南就是叩问中国当下文化”，打破了过去学界对精英文化的崇拜，人们开始关注都市的新文化现象。1996年《叩问岭南》一书荣获广东最高的文艺奖项广东鲁迅文学奖。
         黄树森：但是这本书只是表现、提炼了当时社会文化的现象，还没有解答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这就是我现在比较关注的、在《叩问岭南》之后另外的一种考虑。20多年来，广东在思想、观念、文化上到底应该提升为哪一种理论的东西传给后人，这种工作亟须去做。广东为什么产生这么多经济奇迹、经济神话，它的文化支撑力、思想支撑力是什么？这要有一个说法、解读。
         广东文化不缺少创新、发现，但缺少总结，没有总结就没有文化的积累。凤凰卫视《纵横中国》对广东文化有这样一段评语：“近代以来，广东有一种‘穿堂风’现象。在全国，广东往往最先承接世界文化的影响，开风气之先，行变革之始，然后向北方扩散，推动全国的变革，但北方则后来居上。”广东经济、文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在全国独领风骚，到了21世纪，我们如何才能再创第二次辉煌呢？黄树森勇敢地直言，现代社会是追求名牌效应，而岭南文化的特点是务实创新，务实不事张扬，创新不善总结，这造成了我们在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的品牌得不到裂变与辐射，削弱其影响力。我们要正视不足，岭南文化才会有质的飞跃。
         黄树森：我们在东莞就讲到跟浙江的文化比较。温州人如果有一亿，他就会做十亿的生意，而我们广东人如果有一亿的话，就先做五千万的生意，要先看看这五千万能否赚回来，赚回来才再投多一点钱。所以温州人做生意是豪放型的，广东人做生意是实惠型。两种文化并没有什么优劣的先后，并不是谁比谁好，但是这里说明岭南文化发展到现在也具有一定保守的地方，它需要融入别的文化的精神进来，发展成为新的文化。开拓以后怎样持续，务实以后如何发展，初期市场经济中很朴实的诚信感如何变成现代意义上的诚信观，这就要上升为一种理论，在理论上支配它。我现在想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
         弹指一挥间，匆匆50年。黄树森在广东生活了50年，一直为广东文化发展鸣锣开道，尽管已到古稀之年，始终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关注着广东经济文化发展的步伐。最近，黄树森又带着一批博士生和硕士进驻东莞，进行社会调研。
         黄树森：现在已经在做，带着一些博士生和研究生在东莞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研，对这20年从观念、思想方面作一个回顾，对那段历史重新发掘，作理论上的思考，如果能够完成一本专著，那就是我的意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