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岭南文化的异乡人

———访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广州市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费勇

         费勇，广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广州市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曾获“霍英东基金会全国高等院校优秀青年教师”等奖项。1987年7月至2003年8月在暨南大学中文系工作，2000年9月至2003年8月先后任暨南大学中文系副主任、主任。2003年9月至今任广州电视台副台长。还不满40岁的他已经出版了《言无言———空白的诗学》、《洛夫与中国现代诗》、《张爱玲传奇》、《我看张爱玲》、《先兆———21世纪中国人日常生活趋势》、《我的江南》、《自以为灯》、《零度出走》、《古龙传奇》等多本专著。

        有人说，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对文学都比较有兴趣。所以，1969年出生的费勇从小就十分喜爱阅读诗歌、小说，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立志想做个诗人。直到现在，他最喜欢看的文体还是诗歌。
         作为一个在80年代成长的人，费勇对武侠小说也颇感兴趣。读研究生的时候，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接触了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大侠的作品向他展示了从来没有见过的古代文化的诗意世界，一下子把他带回了中国的古典传统文化。
         费勇：金庸一直都是我比较喜欢的作家。有一次在西安，有一个金庸的《华山论剑》的论坛。在论坛上，我作了发言。那发言谈了对金庸的感受，直到现在我还是这种感受。我当时喜欢金庸很简单，因为在我们这代人中，长期以来，从小就受“五四”新文化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太了解，这点还是受鲁迅的影响很深，对整个中国传统持批判的态度。看了金庸小说以后才回过头来看唐诗、宋词，看《论语》、看《道德经》，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是金庸小说把我带回那种传统，所以我对金庸的小说一直有一个评价：它是代表“五四”以后对中国古典传统的一次带有挽歌式的、很深情的一次回眸！
         虽然出版了多本文学作品，但是费勇却认为自己并不是一名作家，而是一名文学研究工作者。因为和文坛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自己搞文学批评多，研究近现代文学史多。
         文学是一个幻想与现实相互交融的世界。但费勇却对描写现实的文学情有独钟，他对鲁迅特别偏爱。他说，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文坛的创作令人眼花缭乱，但却缺乏震撼人、感动人的基本力量。当代文学创作最缺乏的，不是想像力、不是创造性，而是生命感。大家都忙着去写着一些虚无缥缈的古代历史，反映现实的东西少之又少。
         费勇：从80年代以来，一直到现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不是特别理想。本来我们面对的生活是有很多东西可以挖掘，很多东西值得去写，但好像中国没有一个作家把这些沉甸甸的东西写出来。像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在面临巨大的转型，在这个转型当中我想有很多非常深刻的东西，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化，人的命运的变化。整个中国的作家好像都没有用心去感受时代。比如说当代文学，有一个现象非常有意思，一般的作家都喜欢写过去，写历史，就不喜欢写当代的题材。说明中国当代作家对现实把握的能力有问题。至少跟东欧那些国家相比，甚至跟日本相比，包括电影都是这样。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从80年代到现在，你看那些电影，什么《英雄》啊，都是描写古代的，虚无缥缈的一些东西，真正的非常有穿透力的反映现实的东西非常少。
         我觉得从晚清一直以来，对时代的把握好像没有一个人超过鲁迅。我前几天都有翻《鲁迅全集》，我觉得用一个词很贴切：就是隔了那么多年看他的东西觉得还是那么震撼。鲁迅的杂文，还有他在小说里表现的东西，其实在今天还会产生很大的震动。实际上，从中国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鲁迅对时代的把握是非常深刻的。
         现在的文坛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千奇百怪的作家和作品应有尽有。有时候，一篇文章、甚至是一个名字，也足以让人头脑发热，分不清东南西北。当今文坛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有些人是凭借炒作出了名以后才开始写作，与过去刚好相反。作为一个研究文学的人，费勇毫不客气地批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中国文坛自80年代以来，一直都有不少的缺陷，现在要填补这些不足，很难。因为现在欠缺的，是整个社会的“阅读”气氛。
         费勇：创作是一个很个人的东西，就是政府可以很扶持，批评家可以怎样想，但最终决定还是在作家本身。我现在也是在媒体工作，以前是大学老师，假如从大的社会环境来说，我觉得应该营造一种社会气氛，比如说一种思想的社会气氛，一种“阅读”的社会气氛，就是说大家都能避免浮躁，能够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真正在阅读当中思考问题。现在整个中国，不管是电影、电视、小说创作等等，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是浮躁。但创作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很寂静的，或者说是很寂寞的一种产物，需要的是那种很安静的东西，很寂寞的东西。但现在不是，一个现象就是作家、创作者在商业体制下作秀啊、炒作啊等等，当然读者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好像不关心写什么，只是围绕这个东西有没有丑闻，等等。其实有一个问题很值得大家思考，90年代中期以来，不管是一名学者、还是一名作家，出名是怎么出名的？只要我们现在思考一下就可以发现，目前我们这种文化当中有什么问题。我们读大学的时候，一个人出名主要是靠他的思想，靠他的文章。但现在很多人出名，我们不知道他写了什么东西，是先出了名再有东西。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可以看出目前我们文化的一种状态，但是越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写作越是要保持冷静，越是要保持一个旁观者的姿态。
         自从2003年9月进入电视台工作以来，费勇的角色开始由学者向传媒人转变。在大学工作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做文学研究的学者，对大众传媒还保持着一段距离，对大众媒介是带着一个比较超然的学术态度，对娱乐文化却是以批判态度为主。没想到他自己却踏进了传媒界，而且管的就是娱乐。进入媒体工作后，费勇一直积极地探索着文学与传媒的结合点，他相信，不同的媒体之间，总会擦出一些火花。目前整个社会发展趋势，只能走跨媒体发展之路，任何一种媒体都不能独打，任何一种东西在变成多媒体的资源以后才可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费勇：比方说在电视栏目，或者是电视剧，可以把我们在大学讲的那种人文关怀渗透到这种节目中去，并不是没人看，而是因为以前没有提供这样的节目。这方面有一个现成的例子，像凤凰卫视、中央台做了很多这种栏目。这些栏目其中的一个经验无非是把一些学术成果转化成媒体节目，比较好地运用了学术资源。我觉得在这两个领域是可以找到结合点的，很多有意义的东西还是可以去做的。
         我们在文化研究里面有个概念叫边缘，就是说在当代的文化理论里面有一个观念：认为只有在边缘的东西才是很有生命力的，它有那个生长点。有的时候是个跨媒体的东西，在媒体的边界可以滋生出各种东西。
         近两年，全国刮起了方言剧风暴，广州就是这股风暴的发源地。现在，粤语电视剧已经走遍全国大江南北。全国观众，无论是南腔还是北调，都对粤语、粤文化兴致勃勃。这说明了我们在岭南文化建设和推广方面已经取得了成效。作为一个和广东文化打了近20年交道的异乡人，费勇对岭南文化的包容性以及广东悠久而独特的历史文化有了很深的体会。和每个广州人一样，他也明显地感受到近两年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活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
         费勇：广东的文化建设，这几年政府比较重视，从省到市，都比较重视。在广州，文化界的人体会就比较深，无论从政策、资金的投入都非常突出，我们这些年生活在广州都可以看到。另外还有一点，广东的地域文化有包容性。我不是广东人，但在这里生活了20年，这方面的体会比较深。岭南文化的包容性也许和它的长期对外贸易和在海边有关，比较务实、宽容。外地人的感受是特别强烈，广东人不怎么排外。这是现在文化建设非常有利的优势，有一个非常好的氛围。文化界在这个氛围做得更好的话，我是觉得电视这种媒体，目前广东这种状态要有危机感，面临着香港的一些媒体，甚至还有境外的媒体的落地，而北方的电视也在急起直追。实际上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不管是广东还是广州的电视台，在全国建立起一个和本身经济地位相称的电视界地位。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不管在市台还是省台，在过去都有不少成就和经验，在全国有很多值得我们骄傲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要看到外面和北方的电视台，在体制和节目上的那种发展非常迅速，我们会感到非常大的压力。我在广州电视台感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立足广州，充分挖掘和利用广州的文化、历史、地理的资源，但同时面对世界，要有一个现代意识，站在一个非常前沿的视角上，用比较有现代意识、有创新意识的手段把电视做好。